逍遥楼
提到江南三大名楼人们都耳熟能详——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可有多少人知道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也曾有过一座与这三大名楼齐名的古楼——逍遥楼。
方孚若，南宋名臣方信孺(1177-1223)的表字。方为官“治盗有异绩，以口舌折强敌”著称，曾在桂林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擅长书法诗词。 在桂林留下不少摩崖石刻作品，据统计方信孺在桂林留存石刻24件，号称桂林石刻第一人，他钟情于桂林山水，为传承发展桂林历史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方信孺于“宋嘉定六年(1213)任职桂林，在桂六年”，比李曾伯早到桂林45年。方信孺在桂林留下不少诗文，遗憾的是，他题湘南楼的原诗已经轶失，给历史留下一个重重的悬念。
以上可见，在南宋85年间，因范成大、方信孺、李曾伯等人都既作有逍遥楼诗又同时作有湘南楼诗造成的谜团，是否表明了当时两楼俱在?抑或是一楼两名?
明万历十五至十六年(1587—1588)间，邑人张鸣凤奉时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旨意编撰《桂故》一卷，记载宋及宋之前发生在桂林的先政先贤事迹 和摩崖诗文游客题名。书中阐述了逍遥楼与湘南楼的关系：“程邻字钦之，鄱阳人也，父节绍圣间帅桂，缮修逍遥楼，更名曰湘南。”误会湘南楼是由逍遥楼更名而 来。加之李彦弼作《湘南楼记》全文阴刻于现存“逍遥楼”碑背面。以至于清代各版《广西通志》《临桂县志》、史料笔记，均沿袭此误读。如清人《漓江杂记》： “逍遥楼在桂林府东城上，下枕漓水，面挹尧山。大历丁巳，颜真卿题曰逍遥楼。宋绍圣间，程节改名曰湘南。”
清嘉庆七年(1802)的《临桂县志》有同时收录逍遥楼、湘南楼两条目，并提出质疑：“案二楼俱在东城，李记并未明言系逍遥楼改建湘南，既建于 崇宁，而范成大尚有‘逍遥楼’诗。疑非一地。惟《湘南楼记》刻于逍遥楼碑之阳，然亦不辨颜碑(指颜真卿‘逍遥楼’三字碑)刻于何时。今姑从金通志而少别 之。”
1979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桂林石刻》载李彦弼《湘南楼记》全文，文后说明道：“石刻于《逍遥楼》碑阴。高六尺，真书径八分。崇宁 元年壬午，公元一一○二年。”同样“亦不辨碑刻于何时”。且与县志“刻于逍遥楼碑之阳”之说相左，另据同一本《桂林石刻》载《颜真卿榜书》条称：“碑原在 行春门城上逍遥楼中，高六尺五寸，宽三尺，真书径一尺八寸五分……抗日战争期间迁至普陀山前，后碑面被铲，1972年据旧拓重刊。”而现存《湘南楼记》碑 未说明是重刻还是原件，于是乎留下一桩悬案。
2013年，秦冬发在《桂林日报》发表《“逍遥楼”与“湘南楼”释疑》一文，结合樊平的文章《从诗文视角辨析古桂林之“逍遥楼”与“湘南 楼”》，对“湘南楼即是逍遥楼”一说提出质疑，文章依据古代文人留下的史志、游记、诗词，运用逻辑分析，抽丝剥茧，得出了两楼为并列关系而非因袭关系的结 论，虽推断合理，却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事实上，历史上逍遥楼、湘南楼几经兴废，曾留有目击证明，足以证明“湘南楼即是逍遥楼”属谬误。
抗日战争期间，桂林屡遭日机空袭，城区变为废墟，逍遥楼及漓江浮桥也被炸毁。为了连接漓江两岸，便于城区防空人口疏散，1939年修筑中正大桥（今解放桥）时，逍遥楼的石料，被全部用于修建桥墩。逍遥楼前的石碑，则移至七星公园的普陀山进行保护。十年动乱初期，全国掀起“破四旧”之风，“逍遥楼”三字遭破坏。1972年，桂林市文管会根据旧拓本，对逍遥楼石碑进行了修复。
与众多中国古建筑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桂林逍遥楼、湘南楼早已灰飞烟灭。融合两座历史名楼的文化要素，以仿古建筑的形式重建逍遥楼，传统 文化与现代建筑手法相结合创造人文景观，是一项符合时代特征的合理工程。建筑是凝固的艺术。重建后的逍遥楼，借助传统建筑空间言语的表述模式，除了建筑本 身所产生的使用功能的表达之外，还有对一脉相传桂林、八桂文脉的整体精神的表述存在，成为地方文化继承和交流的平台，促进关于历史、建筑、山水、诗文、旅 游等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流和综合创新。
逍遥楼雄踞漓江西岸，护镇城池，畅览碧空，近处漓江影倒横流，远处青峰此起彼伏，昔日桂林老八景中，有三道美景可囊入眼帘，訾洲烟雨、东渡春澜、尧山冬雪尽收眼底。新逍遥楼通过对传统建筑具象模仿，不仅再现了大唐盛世的建筑的风貌，从视觉上演绎了桂林古城的文化，更由于桂林城市特有的空间形态，使之成为人们直观感受自然山水与人类生存空间和谐相融状态的最佳场合。
逍遥楼的兴建
唐武德四年(621)，岭南道抚慰大使兼桂州总管李靖主持扩建桂林城垣;唐景云二年(711)，诗人宋之问被贬桂州，作有《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 逍遥楼》及《登逍遥楼》两首诗歌传世。由此可知桂林子城东墙兴建了景观阁楼“逍遥楼”，逍遥楼建设时间在公元621—711年之间;大历丁巳(777)， 颜真卿题“逍遥楼”榜书落户桂林，引发后世千年各地文人对桂林逍遥楼的向往。
唐光化二年(899)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记载：“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此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周回六七里。”首次详细记录逍遥楼相对准确的位置，在今桂林市区滨江路北段解放桥与伏波山之间。
宋代，逍遥楼依旧巍峨于原址，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逍遥楼，在州城东角上。”
宋咸淳六年(1270)静江府城建设完工之后，经略使胡颖将竣工图刻于鹦鹉山南麓山崖，即《静江府城池图》，逍遥楼形象被描绘在城图上，位于东江门与行春门之间城垣马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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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在拍摄于1900年的桂林东江门老照片上标明了古逍遥楼的位置 （资料图片） |
历史的谜团
方信孺于“宋嘉定六年(1213)任职桂林，在桂六年”，比李曾伯早到桂林45年。方信孺在桂林留下不少诗文，遗憾的是，他题湘南楼的原诗已经轶失，给历史留下一个重重的悬念。
以上可见，在南宋85年间，因范成大、方信孺、李曾伯等人都既作有逍遥楼诗又同时作有湘南楼诗造成的谜团，是否表明了当时两楼俱在?抑或是一楼两名?
明万历十五至十六年(1587—1588)间，邑人张鸣凤奉时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旨意编撰《桂故》一卷，记载宋及宋之前发生在桂林的先政先贤事迹 和摩崖诗文游客题名。书中阐述了逍遥楼与湘南楼的关系：“程邻字钦之，鄱阳人也，父节绍圣间帅桂，缮修逍遥楼，更名曰湘南。”误会湘南楼是由逍遥楼更名而 来。加之李彦弼作《湘南楼记》全文阴刻于现存“逍遥楼”碑背面。以至于清代各版《广西通志》《临桂县志》、史料笔记，均沿袭此误读。如清人《漓江杂记》： “逍遥楼在桂林府东城上，下枕漓水，面挹尧山。大历丁巳，颜真卿题曰逍遥楼。宋绍圣间，程节改名曰湘南。”
清嘉庆七年(1802)的《临桂县志》有同时收录逍遥楼、湘南楼两条目，并提出质疑：“案二楼俱在东城，李记并未明言系逍遥楼改建湘南，既建于 崇宁，而范成大尚有‘逍遥楼’诗。疑非一地。惟《湘南楼记》刻于逍遥楼碑之阳，然亦不辨颜碑(指颜真卿‘逍遥楼’三字碑)刻于何时。今姑从金通志而少别 之。”
1979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桂林石刻》载李彦弼《湘南楼记》全文，文后说明道：“石刻于《逍遥楼》碑阴。高六尺，真书径八分。崇宁 元年壬午，公元一一○二年。”同样“亦不辨碑刻于何时”。且与县志“刻于逍遥楼碑之阳”之说相左，另据同一本《桂林石刻》载《颜真卿榜书》条称：“碑原在 行春门城上逍遥楼中，高六尺五寸，宽三尺，真书径一尺八寸五分……抗日战争期间迁至普陀山前，后碑面被铲，1972年据旧拓重刊。”而现存《湘南楼记》碑 未说明是重刻还是原件，于是乎留下一桩悬案。
2013年，秦冬发在《桂林日报》发表《“逍遥楼”与“湘南楼”释疑》一文，结合樊平的文章《从诗文视角辨析古桂林之“逍遥楼”与“湘南 楼”》，对“湘南楼即是逍遥楼”一说提出质疑，文章依据古代文人留下的史志、游记、诗词，运用逻辑分析，抽丝剥茧，得出了两楼为并列关系而非因袭关系的结 论，虽推断合理，却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事实上，历史上逍遥楼、湘南楼几经兴废，曾留有目击证明，足以证明“湘南楼即是逍遥楼”属谬误。
战火的残酷
重现辉煌
2015年，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优化城市景观空间布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桂林市政府在接受笔者倡议的基础上，在广大市民支持下，经过充分 论证，会同专家学者，在唐代逍遥楼、湘南楼遗址附近，重新规划，还原历史风貌，以重建逍遥楼为载体，仿古建筑为形式，合二为一，再现了桂林历史名楼的文化 风采。与众多中国古建筑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桂林逍遥楼、湘南楼早已灰飞烟灭。融合两座历史名楼的文化要素，以仿古建筑的形式重建逍遥楼，传统 文化与现代建筑手法相结合创造人文景观，是一项符合时代特征的合理工程。建筑是凝固的艺术。重建后的逍遥楼，借助传统建筑空间言语的表述模式，除了建筑本 身所产生的使用功能的表达之外，还有对一脉相传桂林、八桂文脉的整体精神的表述存在，成为地方文化继承和交流的平台，促进关于历史、建筑、山水、诗文、旅 游等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流和综合创新。
逍遥楼雄踞漓江西岸，护镇城池，畅览碧空，近处漓江影倒横流，远处青峰此起彼伏，昔日桂林老八景中，有三道美景可囊入眼帘，訾洲烟雨、东渡春澜、尧山冬雪尽收眼底。新逍遥楼通过对传统建筑具象模仿，不仅再现了大唐盛世的建筑的风貌，从视觉上演绎了桂林古城的文化，更由于桂林城市特有的空间形态，使之成为人们直观感受自然山水与人类生存空间和谐相融状态的最佳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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